陆峰：应对新形势下经济内外失衡——“十四五

*转载网易金融智库原创文章需获得许可。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作者 |陆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应对新形势下经济内外失衡——“十四五”期间增长的双重对比与“十五五”期间的调整前景[1]陆峰，2025年12月21日——问题导向的我国规划中期[2]，这意味着规划不仅立足长远发展既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奋斗目标和愿景，又要紧密结合不同时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有针对性地作出部署，着力解决矛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稳中有进”的特点供给能力强、需求增长弱”、“出口顺差强、实际货币弱”。供给强与需求弱、贸易强、外汇弱的双重反差现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内外失衡，需要再平衡。上述矛盾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并出台了相关措施加以解决。从目前的政策动向来看，“十五”期间上述矛盾有望得到明显调整。本文旨在围绕上述现象，从消费不足与我国开放型经济内外平衡的关系出发，重点探讨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简要观察上述内外部双重对比特征的实证表现；二是探讨消费不足与我国开放型经济内外平衡特征的实证表现。双重对比的相关性，分析消费疲软的特殊效应，并从多个角度探究其成因，包括公共资源追赶性配置模式的特征；最后展望“十五五”期间政策调整和演变的前景。一、供需强弱对比的表现“十四五”期间，尽管外部环境困难和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展现出较强的增长潜力和调整能力。特别是生产端供给侧改善取得可喜进展：在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和国家政策引导支持下，重要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取得多项进展。发展也取得新突破培育一系列前沿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结合发展原有优势，全球竞争和贸易结构显着改善。最近，我有机会到两个一线城市考察经济，感受到在人工智能创新的新浪潮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新兴技术产业的研发创新上相互竞争，环境正如火如荼。在与商人和官员交谈时，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场景”：就是为包括各种机器人在内的各种新兴技术找到现实的应用场景，从而为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创造条件，使技术创新能够成功落地，成为推动示范经济发展的真正引擎。竞赛的内容和形式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注重技术开发的逻辑性、成本优势、工艺成熟度和效率，同时也注重先进技术和产品大规模应用场景的发现和创造。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相关技术产业的全球竞争中走在了前列。综上所述，“十四五”及前期，我国科技产业整体水平大幅提升，逐步进步。供给侧的最新成就表明，新中国几代人一直为之奋斗的“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攻坚克难、打破产业技术“卡壳”环节逐步取得进展。未来科技产业全面追赶的路径总体清晰未来我国生产力供给侧的追赶趋势势不可挡。这些进展和成就是历史上未曾见过的新变化，也是讨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政策选择时需要考虑的现实情况。但生产供给能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平衡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是需求增长相对疲弱，导致供给旺盛与需求疲软的矛盾突出，具体表现为供需关系、内需关系等五个方面的相互关联组合。一、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供求关系中，总体需求持续疲弱，体现在物价总水平、经济景气度低、消费水平低的总体状况。持续的结构性失业压力等。此时，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由需求决定，国外限制供给侧造成的缺口影响不大。纵观五年计划历史，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总供求失衡情况恰恰相反：需求过热、通货膨胀、投资饥渴、消费资金膨胀等。 其次，在总需求范围内，近几年外需增长的实际表现相当可观，无论是拉动率水平，还是对外需的贡献程度都很高。外需贡献率超过20%，创新世纪以来最高纪录；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速较低，外需拉动率低于2003-2007年左右，但高于“十三五”和“十二五”期间。尽管外部的贡献总需求相对旺盛，但总需求仍不足，表明内需明显疲软是主要矛盾。三是从投资和消费看，投资和消费都出现波动和困难，但总体来说，消费不足是主要矛盾。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消费率普遍低于国际总体水平，比G20其他19个成员国低近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国资本形成占世界份额约为30%，比我国GDP占世界份额高出60%左右，是我国总消费占世界份额的两倍多。从政策调节能力来看，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应对投资不足的政策工具较多，调节能力较强，但调节手段较少。应对消费疲软的经验相对不足。四是消费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不足是主要矛盾。从国际比较数据看，包括社会实物转移在内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6%至17%之间，比较接近国际水平；但居民消费率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15%以上，存在明显短板。早期学术界认为，我国城市居民的租金不按市场租金调整，对居民消费率比较的影响可达5-6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近年来，统计局对一线城市的租金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该因素对GDP的影响约为1.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t租金因素没有 基于市场租金的调整因素对中国居民实际消费率的影响较小，但影响程度可能低于学术团体此前认为的。第五，居民消费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不足是主要矛盾。我国商品消费比重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但我国服务消费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现代社会的服务消费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需要改进。总之，从供需结构平衡关系来看，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的现象十分明显，是制约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因素。在相对正常情况下，一国经济整体供求关系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在需求相对不足和过热之间交替。从长期趋势来看，供需双方通常是匹配的（左下图）；近年来，在我国经济供给旺盛、需求疲弱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受到多方面冲击。但总体而言，实际增长轨迹远低于供给能力定义的潜在增长率（右下图），形成受需求约束的特殊增长模式。 2、“贸易强、外汇弱”的区别 从对外关系来看，我国出口顺差强劲。我们在一份报告中调整了“十四五”期间我国经贸关系的九大特点[2]，这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顺差增长相当强劲。改革开放以来，在内需相对疲弱的情况下，我国出口顺差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随着国内经济周期的演变而规律性地跳跃。数据显示，已出现6次增长高峰，相对比例达到近年来历史最高水平。根据2025年9月的数据，可以假设今年该指标的值有望增加。尽管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但近年来我国出口顺差快速增长却是实证事实。特别是2024年我国贸易顺差将达到出口的27%左右，创历史新高。从9月数据来看，2025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0%。进一步观察显示，去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顺差总额的9900亿美元以上。值得期待今年将大幅突破1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顺差的40%以上。今年制成品出口顺差预计将超过2万亿美元，占世界制成品顺差总额的比重将较去年接近65%的峰值进一步提高。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远超去年历史峰值。今年前9个月的数量较去年峰值大幅下降，但绝对数量处于历史高位。 2025年IMF-ESR报告对中国总体外部平衡的评估从过去六年的“基本平衡”转变为“适度顺差失衡”。然而，在出口顺差强劲增长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却相对疲软。特别是实际重置成本在考虑总体物价比较时人民币币值已大幅下跌与外国贸易伙伴的冲突因素。过去20年左右，人民币实际汇率呈现出三个阶段的走势：第一阶段是连续多年大幅升值，第二阶段是近20年。 15年后的年份出现明显波动，第三阶段是近几年大幅贬值。数据显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实际汇率下跌约20%，兑一篮子货币平均加权实际汇率下跌约15%。作为经济持续快速追赶的新兴经济体，我国货币实际持续阶段性贬值并不是正常现象。从国际经济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来看，新兴国家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赶超将有助于推动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趋势性升值。es.新世纪初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可以解读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阶段性释放[3]。考虑到制造业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可贸易部门，我国生产率近期持续提升。然而，近年来，当地货币实际上大幅贬值。这种明显的“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现象表明，简单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模型中未包含的“其他因素”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相变。三、影响“贸易已强、外汇较弱”现象的因素 为什么出口顺差增长较快而实际汇率却在下降？其原因包括多方面因素的变化。首先，外部形势的变化是重要因素。比如，疫情的影响使得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特别旺盛，尤其是在国外。2020-2021年疫情期间，点火需求猛增。我国依靠供给能力保持了良好的状态，向外界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商品，导致当时的贸易顺差增加。大国关系变化的影响导致国际关系紧张，一些投资者将资金撤出，带来本国货币贬值的压力。此外，美国及其主要西方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出现四十年来未见的高通胀和高利率，导致本币汇率被动走强，人民币汇率承压。但作为主要经济体，我们在讨论开放经济形势时，更应该关注国内外平衡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不仅是由于我国经济的结构特点造成的。国家虽大，但内部因素的作用一般更为根本，因此应更加关注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之间的联系；此外，在战术层面，注重对内部因素的分析，有助于积极寻找对自身发展必要、有利的政策，提高大国主动应对开放经济与国际经济矛盾的能力。基于开放经济内外平衡的一贯规律，有必要思考国内经济中的“供给旺、需求弱”与上述对外关系中的“贸易强、外汇弱”现象之间的联系。要明白，“供给旺盛，需求疲软”是一个相对关系，需求疲软是相对于供给的实际扩张能力而设定的必然平衡关系。内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是指消费和需求本身的绝对水平。此外，在“强供给与弱需求”构成的矛盾关系中，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因为强供给意味着技术发展和产业供给能力升级，这是新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的长期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问题是，为什么需求的增长跟不上供给的扩张？需求侧疲软的结构性特征及原因是什么？因此，主要矛盾是在需求侧，即是近年来经济需求侧体系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弱点。 “出口顺差强劲，实际汇率疲弱”的对比现象，两方面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一般来说，强劲的出口有助于稳定或促进人民币升值。本币汇率，或者至少不是同时发生本币实际大幅贬值的主要原因；但相反，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汇率的实际贬值几乎肯定会刺激出口顺差的扩大。本币实际汇率作为开放经济体的主要相对价格，受到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长期来看，以我国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上升，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实际升值的长期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的主要预测。但短期外部资本环境冲击将拖累汇市。此外，近年来我国内需疲软，伴随着整体物价走低，构成重要原因之一。人民币实际汇率疲软。它将问题重新聚焦到内需不足和消费不足的制约上。 4、为什么我国消费持续下降？系统思考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疲软的现象，其成因同样复杂。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列出了以下原因[4]。一是疫情影响延迟、楼市深度调整等短期周期性因素；二是各部门的调控政策影响espace的选择和有效供给；三是收入差距较大，财政、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四是我国公共部门资源追赶型配置方式的深刻影响。上述原因已在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了许多重要和重要的观点。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分析观点。然而，上述调查在解释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新问题：为何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如此多无助于消费潜力充分释放的制度性政策因素？部分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局限性和缺陷早已为社会各界所认识，政策制定者的改革政策也早已确定。然而，为什么退出关联系统变得如此困难呢？我国的制度建设，本质上就是重视公民权利平等和共同富裕。然而，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为何长期存在且难以解决？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了解其特点。我国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现实矛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决策者就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制定了“赶上并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我国中长期经济体制和政策框架安排主要是基于这个首要目标。按照历史基本要求，我国公有制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集中大规模经济资源，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投资，将很大一部分投入到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和供给能力的提高。同时，国家也重视满足人民生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用于居民消费和人民生活的公共资源量埃尔法继续增长。但从数量上比较，最终还是不如用于提振生产力和供给侧的资源。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我国社会供给总体能力和效率持续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持续大规模支撑生产末端供给侧，伴随而来的是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宏观经济历史来看，上世纪末经济增长放缓，出现通货紧缩。居民消费不足首次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为此，宏观调控部门继续运用“增加投资、化解过剩产能、扩大出口”相结合的方式，保持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供需总体平衡。c 增长。在三种调控手段中，追加投资担负着支撑提高生产力、扩大内需的任务，在平衡消费疲软的约束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但投资作为需求变量具有过渡性、暂时性：投资完成后，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增加。在最终消费持续疲弱的背景下，投资替代会在动态过程中加剧供需矛盾，且投资效率越高，供需矛盾压力越大。从结构平衡要求的角度来看，追加投资为消费疲软背景下的供需矛盾提供了一种实现形式，但并没有真正、实质性地解决消费不佳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消费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在上述三种调节方式的运用空间明显缩小的同时，直接针对消费不足而非间接调节消费不足的影响已成为政策层面需要考虑的选择。五、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新机遇 然而，近年来供给旺盛、需求疲软、消费疲软的矛盾也表明，我们面临着通过结构调整构建“供需良性互动”机制、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新的现实机遇。大的改变取决于技术的发展-产品的追赶。我们第一次面临公共资源从扩大供给逐步有序转向支持居民消费的问题。它不仅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追求供给能力，但会在兼顾共同繁荣、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强化国内大循环等多重目标的同时，推动追求生产力更加稳定有序发展，更好实现“自力更生高水平科技，引领新产品开发”的目标。由此看来，我国经济政策的现实选择边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某些基础性领域“愿意改变、难以平衡、不可改变”的议程，变成了“可以改变、需要改变、需要尽快改变”的目标。近年来，政策制定者更加重视消费调控。 2022年底，中央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系统提出了全面扩大内需的政策指引。促进消费，加快消费升级。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提高投资效率、扩大内需。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填补内需特别是消费缺口，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稳定锚。 3月16日，两人发布实施《促进消费专项行动计划》。国家还出台了多项鼓励消费的重量级政策措施：包括“育儿扶持与消费激励相结合”，对0-3岁婴幼儿每年提供3600元补贴。去年和今年分别提供1500亿元和3000亿元财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促进消费。 2025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四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明确“大力提高科技自力更生水平”、“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等生产力供给侧使命和任务的同时，强调要“围绕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础，继续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促进民生和促进消费、商品投资和人的投资。大力增强消费。合理提高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民生保障支出具体政策和指引。中央经济工作组年底会议充分肯定“我国经济正朝着新的高效方向前进”。经济发展还存在“老问题、新挑战”，其中包括“已知的内强供给弱需矛盾”。会议决定，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顺应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进一步实施促进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规划。上述政策形势和政策拓展的判断，体现了决策者高度重视增长结构矛盾、积极应对变化中新矛盾的正确立场。从本文讨论的角度来看，实施大力促进消费的政策，化解供给旺盛和需求疲软的矛盾，要通过经济再平衡激活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还需要在上述正确政策的基础上，考虑对传统公共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必要的优化和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将部分原本用于提高供给能力的资源，通过投资到惠及民生、促进消费的领域，逐步有序转移；在保障追赶我国科技产业创新、持续提升生产端供给侧能力所需的充足投入的同时，也将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户籍和公共财政改革提供必要的资源条件。基于对实体经济形势的分析和近年来政策调整的观察，结合“十五五”《建议》的研究根据中央的规划，我们有理由相信，“十五五”期间支持民生消费的政策重点将明显加大，从而有效增强内部平衡，从而有效发展内部平衡。由于消费疲弱的深层次原因，还需要优化调整传统的公共资源追赶式配置方式，推动收入分配、公共财政、人地住房等领域新一轮改革。这一过程有望推动我国经济从马六甲供需疲弱转向供需旺盛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外部顺差过快增长的矛盾也有望得到缓解，人民币将回归合理的实际升值轨道，增强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和我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一个新的p经济转型和结构再平衡将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创造必要条件。注：[1]本文根据作者在2025年10月25日题为“十五五规划夯实基础、描绘蓝图”的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并通过学习劳动经济会议“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加以充实和巩固。 [2]陆峰、时先进、李双双：《内需不足背景下外贸顺差超常增长——我国经济再平衡助力应对关税战》，《CCER讨论论文系列》C2025001，2025年4月28日。 [3]作者及其合作者多年前发表。本题：陆峰（2006）《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1979-2005）——中国经济追赶实践提出的挑战性问题》《经济学季刊》第5卷发行3、2006年4月，陆峰、韩晓亚（2006）与经济增长的交换（2006）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及其实证证据》《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陆峰（2006）《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的深层次根源与认知清晰——矿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经济》第11期2006.陆风、刘流(2007)《两国制造业和制造业的比较(2007)(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审视》《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2007年1月。 [4]陆风，《居民消费为何持续疲软？系统探讨我国消费疲软原因》《网易金融智库》2025年9月22日网易金融智库（微信公众号：wyyjj163）网易金融智库是网易新闻创办的专业金融智库。它整合网易财经原创多媒体矩阵，依托数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对热点经济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打造有态度的前沿金融智库。欢迎投稿（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